曾處理婚姻輔導的社工，必然深切體味夫婦關係的錯綜複雜及源遠流長。要有效的幫助夫婦疏解現時的掙扎，除了俱備良好的輔導技巧和態度，也要理解夫婦關係間微妙的動力。這些動力可能源於男女性格的差異、成長及家庭背景的影響、夫婦各自把持的觀念、婚姻及家庭生活的體驗……等，不能一一臚列。因此，要迅速掌握婚姻問題的癥結，洞悉每對夫婦關係的微妙之處，對不少社工來可能是煩惱事，但是，對婚姻問題感興趣的社工，又確是一項挑戰。
在一九九四年初，香港明愛家庭服務便構思組成一個「婚姻治療小組」，召集一些有輔導工作經驗，又對婚姻輔導有濃厚興趣的社工，一方面希望能較有系統地研習婚姻輔導的主流手法，另一方面也總結前線社工處理婚姻輔導個案的經驗與心得。
與此同時，家庭服務的新個案中，以婚外情及其他婚姻問題作為尋求輔導的主要問題有上升的趨勢，好好裝備社工們以應付服務對象的需要，也像急不容緩。當然，更難得的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講師楊黃佩霞女士答允成為小組的顧問，加促我們成立小組的信心。
第一階段
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位分佈於十間不同之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組成了「婚姻治療小組」，訂立頭一年的目標為檢視現時婚姻輔導的三個主流學派，從而選取一套手法應用於婚姻輔導個案中。因此，十三位同事再分為三個小組－香港組、東九龍及新界東組、西九龍及新界西組，每個小組在聚會中分別研習一個學派，然後在隔月的大組聚會中輪流報告研究心得及思考如何應用在個案上。
曾研習的三個主流婚姻治療學派包括：
1. 寶雲(Murray Bowen)的跨代家庭治療
2. 家庭結構學派(Structural Approach)
3. 認知行為學派(Cognitive-Behavioural Approach
研習的重點在各手法的基本概念及其如何理解、分析夫婦間的問題。同時，各小組成員嘗試運用所研習的手法於婚姻輔導中，再於第二輪的會議上以個案討論作報告。而楊太往往在會議前搜集與個案有關之輔導技巧文章，以促進我們在分析能力及處理技巧上更能有效幫助婚姻問題的個案。
隨後，同事也運用「婚姻關係指標」以幫助自己及服務對象了解婚姻關係現況，從而訂定實際個案工作路向。
當中，組員參與準備「婚外情問題研討會」的個案分享部份，也積極嘗試應用楊太訂下的處理婚外情個案大綱。討論過程中，加深同事處理婚外情個案的認識，也反省處理同類個案的方法。
第二階段
一九九六年三月，楊太臨離港前與我們分享了她總結多年來的婚姻輔導經驗而制定的「系統婚姻輔導」概念。承接著她的分享，小組開始集中研究有關「系統婚姻輔導」手法的書籍，並於聚會中分享心得。這階段，除了夫婦關係上分析性的研習，也著重掌握面談技巧如何促進夫婦及輔導員了解關係上的動力。縱然，囿於紙上談兵，但同事們都珍惜這個「抽身」的機會，以檢視自己輔導工作的成效。
這時，組內也成立兩個事務小組，一個主管整理「婚外情個案資料冊」，以便同事們於處理婚外情個案遇上困難時可翻閱及運用。另一個專責編輯「婚姻個案彙編」，以總結同工處理婚外情及婚姻個案的經驗。
第三階段
九七年三月，澳洲來的安妮•軒利女士開始成為小組的顧問，她專長於「系統家庭治療－米蘭學派」，她幫助我們在新接的婚姻個案中，設定婚姻問題存在的假設性徵結(Hypothesis)，然後運用不同類型的問題與夫婦共同探究，促進他們思想上的改變。同時，也在聚會中閱讀、討論與婚姻輔導有關的文章。過程中，同工們會提出不少婚姻輔導的課題，如夫婦的角色、輔導員與夫婦的微妙關係等。當大家愈熟絡、討論愈深入時，我們也得知安妮需於九八年三月因工作離開香港，惋惜之餘，也促使我們思索前路！
第四階段
經過不同階段的自我培育，同工們均對「小組臨床督導」（Live Supervision team）形式，抱躍躍欲試的心情。於是同工分為三小隊（港島、九龍及新界區），並於堅道、東頭及沙田三間中心，善用中心的即時錄影設備，由兩位輔導員（Co-work）方式，接見轉介之夫婦。萬事起頭難，開始時兩位輔導員之間、輔導員與背後督導小組之間及輔導員與服務使用者之間，均經歷一段摸索，適應的過程，困難重重也相知相惜。
在一九九八至二千年間，各小組分別處理了約兩至三個個案，除了小組各自研習外，也會於大組中或訓練活動中與同工分享。
二千至二零零一年間，一些組員更為機構內的新入職同工提供訓練，加強他們對處理婚姻問題的觸角，反應良好。
近年，曾為其他機構同工或老師提供「系統輔導手法」之培訓，一方面可在過程中鞏固自己的知識，也可與人分享小組的專長。
隨著近年服務要求轉變，「婚姻治療小組」也需要改變它的結構及調整它的工作方向，成立了五人的核心方向。主要為研習及實踐，何為「有效的婚姻治療」，定下一年兩次，與其他非核心成員及同工分享研習的結果，亦不排除再次恢復「小組臨床督導」的手法，以實踐「有效的婚姻治療」手法。同時，小組召集人亦改由楊錦珠擔任，期望小組能在輔導技巧上向「專」與「深」的方向起步。